挂黑链:以色列的经济

  “在农场里,我们感觉就像是上帝的儿子,”科比说道,“我们体格健壮,英俊迷人,皮肤被太阳晒成健康的颜色,就像令人骄傲的犹太贝都因人,赤脚走在田里,驾驶着拖拉机,追逐着姑娘们。我们是从旧犹太人的灭亡中兴起的新的、强壮的犹太人。我们看不起大离散中的犹太人,看不起颓废的特拉维夫市民。我们是真实的存在,我们是犹太复国主义梦想的实现者,我们是以色列存在的核心。20世纪60年代的传奇就是我们,我们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传奇。我正是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106]20世纪60年代对我们的基布兹考察中所描述的那个小伙子:一个做梦的小伙子。”
 
  “在空军中我是王牌飞行员。1969年至1970年的以色列与阿拉伯的空中格斗,实际是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与支持阿拉伯的苏联之间的战争。所以,我的拦截队伍配备了最精良的装备技术,这些都是美国提供的。但我的队伍比美国人有着更多的实战经验。我向美国人的空军拦截队和海军拦截队传授经验。我的的确确是张王牌。我不是在扮演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的角色,而是汤姆·克鲁斯扮演着我。在成为战斗飞行员十年后,我成了西方国家最优秀的战斗飞行员之一。我称得上是一个世界冠军。再一次,我发现我把传奇拟人化了。当基布兹日渐衰落,空军就是以色列卓越精锐的缩影。我的同事们和我,就是以色列能力和优越实力的体现。”
 
  “但是到80年代后期的时候,”科比说道,“军队的传奇衰落了。尽管以色列的空军保持着它的力量,但我意识到,以色列绝对统领天空的时代即将结束。我意识到,没有军事权力和军事胜利,就不能解决以色列的基本问题。然而,当第二个传奇摇摇欲坠时,第三个传奇又出现了:高新技术。最开始的时候是赛天使公司(Scitex)[107],然后是奥宝集团,然后是一百个新兴的企业,然后是一千个、一万个。这里有了风险投资基金、研究与开发中心、电信业、生物技术、医药行业、清洁科技产业。创造力就宛如一柱令人惊异的喷泉,突然从这片贫瘠的土地喷涌而出。在世界上,以色列是人均医疗设备专利数最多的国家。我们拥有比法国更多的新兴企业。每一家跨国集团都想在这里设立子公司,因为他们都认可我们的非凡创造力——所有那些精妙绝伦的金点子都出自所有这些年轻的以色列人。当基布兹和军队衰落后,第三波以色列浪潮已经掀起。这第三波的技术革命浪潮令我们摆脱困境。尽管有诸如占领、定居点、国家腐败等问题,它令我们得以保持昌盛繁荣。它是以色列生命力的新的化身。”
 
  斯特劳斯和里克特的故事,代表了以色列经济腾飞传奇的两个方面。斯特劳斯代表着坚实的以色列传统工业的革新,而里克特体现了以色列耀眼的高新科技行业的创新。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和21世纪最初的十年里,当以色列的政治失败、和平的希望破灭、伊斯兰的核威胁开始浮现时,以色列的经济蓬勃发展。在21世纪,诸多的像斯特劳斯、里克特以及其他千余家公司的企业,令以色列成为西方最活跃的经济实体之一。
 
  要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将目光投向了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这位69岁的经济学家在罗得西亚出生,在伦敦接受教育,在美国赢得了职业声望。从1994年到2001年,他都是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首席副总裁。从2002年到2005年年初,他担任花旗集团(Citigroup)的副主席。八年来(2005~2013)他担任以色列银行(Bank of Israel)[108]的行长,成为执掌以色列经济的大祭司。在他赫兹利亚的宅邸里,穿着莫卡辛鞋[109]、棕黄色的百慕大品牌的短裤、绿色的鳄鱼牌的衬衫接待我。
 
  当他谈论当代以色列的经济时,他更倾向于列举确实的数据,而不是空洞的吹嘘。他坐在大大的红色扶手椅里,衬得他本就矮小的身躯显得更加矮小,他用缓慢、平和的盎格鲁——撒克逊希伯来语(Anglo-Saxon Hebrew)谈论着那些相关数据。从2004年到2008年,以色列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5.2%。当整个世界陷入2010年至2011年的经济危机时,以色列的年均增长率仍然为4.7%。“虽然这个数值还不能使以色列成为一只中国虎,”他对我说,“但以色列呈上的演出已经远比美国和欧洲要精彩得多。”这的确是一个非凡的经济成就。
 
  费希尔告诉我达成这一成就的原因有四个:大幅度减少了政府开支(从2002年花费51%的GDP减少到2011年的42%)、显著削减了国家债务(从2002年的100%的GDP减少到2011年的75%)、维持一套保守而承担责任的金融体系、创造以色列高新科技工业继续繁荣发展所需的条件。“以色列高新科技的发展真的非同凡响,”他这样说道,“它是带动以色列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因为高新科技产业的存在,我们的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实现了贸易平衡,我们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以色列已经变成了一个创业之国(start-up nation)。以色列在学术研究和产品研发上的投入占GDP的4.5%,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投入只有2.2%。到目前为止,以色列的创业者人口比率是全世界最高的。由以色列人提出的发明数量更是令人吃惊。所以,以色列在纳斯达克(NASDAQ)进行交易的公司的数量超过了加拿大与日本,而且以色列的风险投资总额超过了德国与法国,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一次又一次地为之惊讶,这里有改革创新,这里有胆大无畏,这里有着罕见的野心。以色列人愿意冒险,他们相信,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所以,在以色列有着一种特殊的创业精神。而这种精神就令以色列成为了出产独创技术的强国。任何人都不应得意忘形。我们仍然只是一个市场狭小的小国,并且面临严峻的挑战。然而,高新技术革命与稳健宏观经济政策的结合,令以色列成了繁荣的中心。”
 
  当我问及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危险,他回答得非常谨慎。“我们面临着四个困难,”他说,“以色列的教育体制已经恶化,而这一点危及我们维持卓越技术的能力;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就业率仅为45%;大多数的阿拉伯妇女没有工作;不到20个的企业集团控制了大部分的本地市场,从而限制了竞争。这四个困难重重压在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上,但高新技术的奇迹遮掩了这一切。但是从长远观点看,这些问题将危机以色利瓦伊持繁荣和成功的能力。”
 
  丹·本·戴维(Dan Ben David)则不像费希尔这般小心翼翼。我开车从赫兹利亚驶抵耶路撒冷,在以戴维为首的智囊团队中,听这位经济学教授明确地谈论那些政府与央行都只能暗示的事情。“以色列真正的经济奇迹发生在1955年至1972年,”本·戴维告诉我,“在那些年里,以色列GDP的增长速度是其他西方国家的两倍,同时以色列还保持着西方最平等国家之一的身份。尽管它吸纳了数百万的移民,参加了三次战争,但它仍然成功地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标准和工人的生产效率。与此同时,它还促进了优质教育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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