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萝算法:示威和游行

  7月23日,三万青年走在特拉维夫的街头,高呼着一个新的复古口号:“人民要求社会公正。”7月30日,队伍壮大到13万人;8月6日,壮大至30万人;9月3日,45万人——以色列6%的人口——涌上了街头。他们在特拉维夫的国家广场举行集会,施穆里是大会的主旨发言人。“我们是新以色列人,”他向33万名欢呼的游行示威者呼吁道,“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愿意为我们的国家献出生命。让我们住在我们所爱的国家。”
 
  从许多方面看,2011年的抗议运动是所有抗议运动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定居点运动、和平运动、东方犹太人的沙斯党运动从来不曾召集过如此之多以色列人、点燃过如此高涨的热情、赢得过如此广泛的公众支持。定居点运动、和平运动、沙斯党运动也从来不曾以这样一种文明而富有建设性的方式将国民联合起来。以色列2011年的国内抗议运动,远比开罗的更和平,远比纽约的更有效。总体而言,这些占领罗斯柴尔德大街的年轻人要比这一年晚些时候占领华尔街的青年更温和节制、更富有策略、头脑更清醒。在世界上,所有的由社交网络发起而演变为社会抗议(social-networks-to-social-protest)的运动中,以色列的这一次运动是最温和的。温和而非暴力,它成功地赢得了80%的以色列民众的支持。在这个夏季里,它再次团结了以色列人,给他们一种希望。然而,就像这波反抗的浪潮兴起一样,它又消失了。因此,在一个深秋的夜晚,当我和施穆里走在罗斯柴尔德大道上时,这里什么都没有留下。没有帐篷,没有游行示威者,也没有社会变革。狂欢节结束了。它完全就像一个仲夏夜晚的甜蜜的梦。
 
  施穆里则不同意我的看法。“我是一个可以参加马拉松赛跑的人,”他这样说道,“我可以跑很长一段路程。我知道生活有其固有节奏,我知道革命不会发生在一夜之间。从一开始,我就认识到,2011年的夏天将只会是第一个赛段。但我确实相信我们会有第二个和第三个赛段。我不需要每天都有示威游行,也不期待不间断的抗议运动。但我真的认为,2011年的夏天是一个临界点。它的意义,远比住房价格、食品价格或者富人关于规则的辩论要大得多。2011年的夏天让我们成了一个民族。在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以色列人感觉到他们属于同一个民族,不是无助的个体,不是互相竞争的教派的成员。而以色列的人民所求的,就是社会公正。”他们希望政府进行改革,这样才会促成国家变革。的确,现在的罗斯柴尔德是安静的。每个人都回家了。但我们经历的转变不会离我们而去。我们不再将自己看作愤世嫉俗的享乐主义者。如今,我们作为以色列人的人生拥有了意义。这种拥有意义的新感觉就是2011年所达成的伟大成就。我们再次爱上了以色列,信任以色列,我们决心变革以色列。
 
  施穆里令我着迷。他中等体格,身材瘦削,有着棕色的眼睛。他有着一颗善良的心,面带羞怯的微笑。当他穿着牛仔裤、T恤、背着一个背包走在大道上,年轻人们走向他,与他击掌,告诉他不要放弃。“继续战斗,”他们告诉施穆里,“让政府看看,把我们的要求传递给政府。”这名学生领袖既不是才智过人,也不是空想家;他没有超凡的魅力,也不具备权威。但是在他推行的过程中,他的许诺是理智并庄重的。他的领导风格不是大男子气概式的,但是鼓舞人心。毫无疑问,他拥有一个光明的政治前程。他将成为以色列议会中的一员,他所代表的年轻一代将塑造未来的以色列政治。2011年的概念性革命将改变以色列的精神状态和以色列的政治面貌,所以,施穆里争取希望的主张也许是正确的。我也希望他是对的。我们的未来取决于2011年是否可以用一种温和而建设性的方式使反抗制度化。
 
  当施穆里离开后,我独自走在大道上。它又回到了以前的模样:人们在这里悠闲漫步,遛狗的小伙子,遛狗的姑娘,遛狗的小伙子和姑娘。所以我现在在脑海里组合着不同片区的拼图——所有我从斯特劳斯、里克特、费希尔、本·戴维以及施穆里处听到的一切。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下面这些内容:以色列工党的霸权自1973年战争后开始下降,在20世纪80年代末完全分崩离析。古老旧体制的衰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新的以色列个人主义将新的以色列资本主义转变为巨大的成功。自由的市场令以色列的天赋和主动性迸发并创造了急速发展的现代经济,持续地削减公共支出和军费支出加速了这一进程。私有化、解除管制和货币自由同样也是如此。当私营企业一派欣欣向荣时,公共部分则变得摇摇欲坠。
 
  一个平庸的政府及其狭隘的政治不能让国家制衡自由市场的弊端。反垄断法及强制执法是那样软弱。匆忙地执行私有化。没有对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社会福利制度的任何保护措施。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水平都在下降。没有住房政策。几乎所有私有的东西都蓬勃发展,几乎所有公有的东西都面临破产。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有太多的宣言,那么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以色列没有任何宣言。如果说半个世纪以前以色列没有资本主义,那么现在以色列到处都是资本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迈克尔·斯特劳斯将一个乡下的制酪厂变成了一个跨国界的帝国,而科比·里克特用他独特的洞察力创造出一个市值10亿美元的巨擘。然而,同样在这种背景下,财富被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社会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少数的以色列大资本家占据了大部分的国家资源以及其他资产。困扰着斯坦利·费希尔和丹·本·戴维的潜在不安正在蔓延,日益恶化。伊奇克·施穆里奋起反抗的不公正制度已经扎下了根。人们幻想着这个市场可以替代政府,于是以色列人失去了可以代表他们、服务他们、促进公共利益的政府。再没有政府可以调控市场的运作,处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少数派或阿拉伯人少数派带来的挑战。再没有一个政治实体来抑制定居者和贪婪的富人,来代表大多数的以色列人,维护辛勤工作的、富有建设性的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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