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能源:开放的中国

我终于理解了9%的经济增长率意味着什么──一个从不停止运转的经济,工作昼夜不停的轮班倒以弥补失去的时间。对中国而言,需要弥补的时间是550年。
 
──杰弗里·萨克斯,1992年
 
1434年,明朝的皇帝解散了郑和率领的船队,结束了海上贸易和探险,开始了闭关锁国的历史。这也是天朝大国走向衰落的开始。此时的中国,技术在全球仍居于领先地位,直至18世纪工业革命使西方世界崛起。
 
中国错过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当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在美国兴起时,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从全球化浪潮中获益巨大,成为这个浪潮中最大的受益者。
 
中国的改革选择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的路径。
 
1978年时,中国是一个庞大而效率低下、为贫困和商品短缺所困扰的农业国,农业占据经济总量的70%,人口的70%是农民。计划体制最先在农业部门被打破,农民分田到户,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交易自己的农产品;同时,被允许成立一些简单的小型加工企业──在早期,大部分是粗陋的手工作坊,最初中央政府的规定是,雇佣人员超过8人就违法──这就是后来的乡镇企业。
 
农业部门的改革不仅使中国收获了农业的大丰收,同时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使他们获得了离开土地出外就业的自由,这为“中国制造”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劳动力储备。
 
在城市和工业部门进行的改革,则使“中国制造”获得了资本、技术和市场空间。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政策放松了对私人成立企业的限制,经济中的私有成分大量增加,使得中国人不再只能从国有企业获取产品和服务,私人企业得以从国有经济的补充逐渐成长为市场中最具竞争力的部分。
 
而价格改革在经历了混乱的双轨制之后全面放开,中国企业前所未有地获得了产品的定价权,基于价格信号的市场竞争由此成为可能。
 
同时,中国对外部世界打开了大门──从80年代初起,中国开始尝试开展国际贸易和吸收外国投资,设立了一些经济特区(即西方概念中的自由贸易区),允许外资设立工厂,并向更多的企业发放进出口贸易许可证。
 
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转移方兴未艾,打开大门的中国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新洼地,大量外资涌入。他们带来中国缺乏的技术和资本,并雇用大量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为国际市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
 
1992年之前,来到中国的直接投资以香港、台湾等地的华人资本为主。1992年中国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欧美主流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入,1992年一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就是1978年以来各年的总和。
 
数以千万计的低成本劳动力、国际市场上的先进技术、不断追加的资金,加之中国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使中国出现了历史性的起飞──短短数年的时间里,中国已开始成为服装、制鞋、塑料制品、玩具和电子配件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国。
 
来到家门口的外资,为中国本土企业提供了学习和模仿的便利,过去与外部世界隔绝的中国人首次可以全面接触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和经验,并进行基于中国现实的借鉴、模仿和复制。
 
价格的松绑,市场管制的放松,外资和本土私营企业的迅速增长,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一直受到政策保护的国有企业大量亏损,难以为继,为此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面启动了国企产权改革。虽然这一改革的过程引发了持续至今的巨大争议,但最终中国国有企业的数量从数十万家减少到不足1万家,国有资本大量退出竞争性行业,使得众多私营企业得以支配远较过去丰富的资源,获得了远较过去广阔的成长空间。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日益成为全球制造中心,进一步对内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同等强烈。2001年,中国结束了漫长艰苦的谈判,加入了WTO。6年以来,中国逐步兑现当年的入世承诺:制造业已全部对外开放;在世贸组织分类的160个服务贸易部门中,中国已开放了一百多个,开放比例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的开放也在按预定的时间表顺利推进。
 
与日本、韩国的同等发展阶段相比,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远远领先,甚至在某些方面比现在的日韩开放得还要多。
 
改革打破了中国僵化的计划体制,使市场竞争成为可能,中国企业的创造力得以释放。开放则给中国带来了资本、技术和国际市场,也使中国企业在成长初期就置身于国际竞争中。因为中国开放了,因为中国有了市场经济,也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完全参与了全球产业转移过程,全球化的进程因中国因素而加速。
 
2001年后,中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投资地。1980年,中国的出口额仅为数十亿美元,2000年超过2000亿美元,到2006年已上升为970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
 
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背后,更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中国作为全球主要消费市场的重要性日益增长。
 
在90年代中期之前,对跨国公司而言,中国仅是潜在的市场,仅有少数的高端人群可以消费它们的产品。相当长时间里,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各执一端──弱小的中国企业做农村市场及低端市场,而跨国公司则专注于沿海城市的中高端,低端产品领域内中国企业间残酷的价格厮杀并未波及后者。
 
但随着中国市场的饱和,爆炸性增长的过去,中国市场的竞争也开始进入白热化阶段,跨国公司发觉它们在中高端领域开始受到中国企业的挑战。
 
低端领域残酷的价格战迫使活下来的企业选择往更高端突破。在这个过程中,新兴中国企业开始了成本创新──不再是简单、低成本地生产服装及鞋帽等低端产品,而是进入了附加值更高的领域,用低成本生产高科技的、个性化的或专业化的产品,如手机、个人电脑等。同时,在传统行业内,中国企业快速从生产向设计、研发、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扩张。
 
正日益扁平的世界为中国的先行者提供了外部技术的支持,中国人开始尝试创造性地将新技术与中国市场的需求结合起来。他们进入力所能及的所有领域,尝试提供新产品,寻找符合中国实际的性价比,为普通消费者大量提供不那么精致但足够实用的最新高科技产品或专业产品。
 
这样的中国故事在各个产业领域内一再上演,提供给全球消费者的经济价值方程式已经被中国竞争者以成本创新的方式改写。受益于全球化的中国企业,它们发动的成本革命让所有人都被压到一个新的环境下生存,此时,它们已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动力、新的游戏规则的参与者和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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